1935年正月间，红军一渡赤水后开往扎西方向的第三天傍晚，三个川军马弁带着一个俘获的小红军，来到了沙红垇街上。

这个小红军身着宽大的军装，脚上穿着草鞋，腰扎皮带，头戴一顶摘去红星的军帽。他耷拉着一张焦黄的小脸，皱起两道乌黑的眉毛，下肢浮肿，双脚溃烂。马弁们将他带到新婚不久还贴着红对联的木匠杨文斗家。

第二天一早，马弁们上街吃饭去了，那个小红军却没人过问。他独自坐在门槛上，想起离开部队后竟是这样的艰难，忍不住暗自伤心。哭泣声引起了杨文斗的注意，他停下手上的活问：“小兄弟，你不是和他们一路的？”

“不，我是个红军，伤病发作才留下来，没想到被抓着，他们把养伤的银元给我搜走了，又不供饭吃。杨大哥，我跑又跑不动，看来只有死路一条啊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哭得越发伤心了。

“你不要难过，我先引你找个地方躲着，等他们走了再想办法！”说完，杨文斗拉着他就往后门走………

三个川军马弁吃饭回来，不见小红军踪影，就找杨文斗要人。“不是同你们一路吃饭去了吗？怎么没招呼一句！”早已进屋的杨文斗装作不知的样子反问道。

马弁们楼上楼下翻过了，左邻右舍也找遍了，哪里还有什么小红军。“银元已经到手，带着人反倒麻烦，等他妈的跑吧，省得老子在路上还得花一粒子弹。”一个马弁说罢，与同伙跳上马背，扬鞭而去了。

川军走后，杨文斗从街后一户农家领回小红军，细细问起他的身世和遭遇。

这个小红军名叫曾后生，一家三辈人，爷婆都健在，父亲当木匠，哥哥是篦工，还有个叔父在红军连队担任干部。他从小受到革命洗礼，小学时就加入了少先队。

1934年秋天，曾后生刚满十三岁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，曾后生见部队要走，赶忙报名参军。

临行时，爹抚着他的头说：“后生，按理说，你这么大点年纪，当真不放心你出远门，但是参加红军为工农闹翻身求解放，这是一条正道，又有你叔子一起上路，我也不便阻拦你，到了部队不要想家，不要怕苦，要听党的话，永远跟着毛委员指的道路走！”

少先队员和老爷爷一起向红军烈士敬礼

青杠坡战斗中，曾后生和同志们一起去抢救伤员，不幸负伤了，下肢浮胖，两腿发麻，双脚溃烂，简直迈不动步了，在同志们的帮助下，好容易才过了赤水河。部队首长见他没法前进了，就再三动员他留下养伤。

一个人痛苦的遭遇，常常博得善良人的同情。听了曾后生的介绍，杨文斗这个直心肠的庄稼汉，联想到当年父母双亡后孤苦怜仃的情景，慷概地拉着小红军，“兄弟，追赶部队不行了，你要是不嫌我家贫穷，就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有吃，你有吃，我有穿，你也有穿。决不亏待你。”这时，那个过门不久的新媳妇也在一旁悄悄地抹着眼泪。

杨文斗把曾后生安置在一间堆放柴草的小屋里，给他铺上了厚厚的稻草，又拿来了一床棉被。吃饭时，尽管没油没肉，不煎不炒，但热气腾腾的包谷饭和酸菜汤仍然让曾后生吃得啧啧香。

杨文斗不但让曾后生吃饱肚子，住得暖和，而且还爬上老高的阴登山，给他找来了包伤治病的草药，夜里又亲自熬了盐茶给他洗伤。

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，三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。今后的日子还长呢，谁知道等待曾后生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！

一天，沙红垇街上做小生意的钟海山大爷，与几个乡亲摆龙门阵，有个好管闲事的村民见其四五十岁了还没有后人，就提议让钟海山把曾后生带回家。

经过商量，当天晚上，杨文斗就把曾后生送到钟家，并当面交给了钟家四块银元，其中有两块本是部队给杨文斗的茶钱。“兄弟，今后你和伯伯，伯娘住在一起，就成一家人了，你要听话些！”杨文斗对曾后生一再吩咐道。

赶了白沙回来，钟海山办起酒席，把街坊邻里请来，请人写了一张抱约抱养了曾后生，连名儿也改成钟邦林，从此送他上学读书。稍大一点后，钟海山又给他娶了个媳妇。

就这样，曾后生（钟邦林）在沙红垇一住就是十年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才离开四川准备回江西老家探亲。没料到在湖北碰上了一个原来的战友，因此参加了人民解放军，重新回到了部队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曾后生（钟邦林）请假来川，一是接爱人王昆容到湖北团圆，再一同去江西老家探亲；二是看望杨文斗，接钟海山二老赡养，以报答养育深情。人老了总是故土难离，钟海山不愿离开家乡，也不愿给曾后生（钟邦林）增加拖累。曾后生（钟邦林）夫妻依依不舍与恩人杨文斗、养父钟海山等告别。

此后，曾后生（钟邦林）常常给老人来信，经常问寒问暖，寄东寄西，一直是一家人。

摘自《四渡赤水·泸州红色印记》 

记者 孙萍 整理